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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云文化会] 庐 山 第 一 寺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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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7 11:58:1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 来自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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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 山 第 一 寺 考
☆ 李勤合
这里讨论的“庐山第一寺”是指庐山地域第一座建设的寺庙。此问题的讨论有何意义?笔者以为,这一问题虽然是要确定何人、何时、何地建何寺,但更重要的意义是发现这些“偶然”因素背后的“必然”意义,即为什么会有这座寺院。因而必须从更广阔的时代背景和地域背景去探讨这一问题。但探讨这些有意义的“必然”,并不是说“偶然”就没有意义。相反,这些“偶然”是探讨“必然”的基础。笔者因为最近关注庐山佛教史,对此问题积累了一些看法,谨将有关意见提供出来,以博一哂。限于篇幅,此处仅讨论“偶然”因素,不讨论“必然”意义。
目前的有关“庐山第一寺”的说法大致有以下几种,如东林寺,说它是第一寺,主要是影响第一。因为从时间上来讲,慧远初建龙泉寺,慧远师兄慧永所建西林寺皆比东林寺早。这是一类,此处可以不辨。
另有两类,一是影响较大的东晋王羲之舍宅建归宗寺。归宗寺建寺传说较早,至少宋代就开始了。这一说法比较有影响,但清末开始就有人怀疑,民国胡适曾有较详细的论证,今笔者结合新说,再加辨析。
另一类说法见于明清以后的方志中,包括许多寺庙。这类说法影响不大,但这些资料记载有云建于东汉的,如彭泽安禅寺,时间比白马寺还要早,这就仍有必要加以辨析了。以下就依次辨析这两类说法,最后谈谈笔者对庐山凌云寺的看法。
安禅诸寺
东汉末年,西域僧人安世高曾在庐山度化宫亭庙神。这个宫亭庙虽然称庙,但它是民间信仰,并不是佛教寺院。安世高后携带宫亭庙产到达豫章郡,建东寺。《高僧传》云:“倏忽之顷,便达豫章,即以庙物造东寺”(1) ,时当东汉灵帝之时(168—189),所建东寺为江西第一寺(2)。
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征之江西地方志,江西佛寺更有早在安世高之前者。如彭泽县安禅寺,据云建于东汉明帝之时(58—75);临川县白山寺,据云建于东汉章帝时(76—88);浮梁县双峰寺,据云建于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皆早于安世高豫章东寺。此皆见于明嘉靖《九江府志》、光绪《江西通志》等书。其中彭泽安禅寺,属于庐山地域,值得关注。
有关这些东汉年间所建寺庙,已引起学界注意。学者们或置于疑信之间,如许怀林《江西史稿》、《江西文化》(3);或加以审慎的怀疑,如王永平《汉晋间社会阶层升降与历史变迁》(4);或予以审慎的采信,如钱贵成《江西艺术史》(5);或倾向于采信,如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6);或出于确然的肯定,如新编《九江市志》(7)。
韩溥《江西佛教史》虽提到这些寺庙,但未予采信(8),但亦有不少信从者(9)。不过,无论采信者列举如何多的材料,这些资料的范围均在明清编辑的地方志中,而拿不出一条明代之前的证据,这是最大的问题所在。用一千五百年后的文献资料来推翻先前的资料,这需要很大的勇气。所以,笔者认为,在没有其他证据出现的情况下,仅凭明清方志材料推断出某寺建于东汉,是需要谨慎的。
此外,见于江西地方志的尚有一些寺庙,皆建于晋前,亦堪注意,这里笔者仅列举几条九江地区的。如武安禅林,相传于东汉年间建于湖口县大垄乡花尖山。见于清同治《湖口县志》。又如庐山区新港镇江矶寺。相传于东晋时建立,或说建于东晋明帝太宁癸未年(323),见于《嘉靖九江府志》、《同治德化志》及政协九江市文史委员会所纂《九江之旅》。
我们可以看出,这两座寺庙虽说是建于东汉或东晋,但可用以证明的资料都是明清方志。应该重视方志在佛教研究中的应用,但又必须指出,方志的成熟是在明清,特别是清代,因而其对唐宋前的记载应慎重引用。当然,作为接受史方面的资料使用是绝对没有问题的(10)。
归宗寺
庐山“五大丛林”中以归宗寺为第一,传说其建寺于东晋咸康六年(340),这一时间远远早于东西二林。
归宗寺建寺传说有两种版本,一是江州刺史王羲之舍宅于西域高僧达摩多罗,以作寺院,即归宗寺;另一种则是王羲之舍宅于西域高僧佛陀耶舍。由此可见,这两种版本差异很小,只在于受宅高僧名字不同,而王羲之舍宅为寺之情节却是一致。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此问题析成三点,一是达摩多罗是否曾居于庐山,二是佛陀耶舍是否曾居于庐山,三是王羲之是否曾舍宅为寺?
达摩多罗之说首见于宋陈舜俞《庐山记》。该书卷二载:“自栗里三里至承天归宗禅院,晋咸康六年,宁远将军江州刺史王羲之置以处梵僧那连耶舍尊者,一名达摩多罗(11)。”《高僧传》不载此僧,而《续高僧传》有那连耶舍传,此僧又名那连提黎耶舍,北齐天保七年(556)时来至中土,译经甚多,又见于《历代三宝记》等书。此僧显然不是开创归宗寺之梵僧,则达摩多罗如何?
达摩多罗之名甚著,为说一切有部之祖,位列五十三祖之第十七祖,一说位列佛陀跋陀罗所传相承五十四祖之第十二祖。但此僧时代甚早,决不可能到中土,《高僧传》亦不载此僧。若有咸康年间至于庐山之达摩多罗梵僧,《高僧传》断不至于不留痕迹。
《出三藏记集》载有《庐山出修行方便禅经统序》,为慧远所作,其序称:“今之所译,出自达摩多罗与佛大先。其人西域之俊,禅训之宗,搜集经要,劝发大乘。弘教不同,故有详略之异。达摩多罗阖众篇于同道,开一色为恒沙。其为观也,明起不以生灭不以尽,虽往复无际,而未始出于如。故曰:色不离如,如不离色,色则是如,如则是色(12)。”此禅经为佛驮跋陀罗所出,而传自达摩多罗与佛大先,又名《达摩多罗禅经》,实禅法正宗,故慧远反复论之。此外尚有几位达摩多罗,比如《杂阿毘昙心序》和《后出杂心序》中所提到的达摩多罗。据《后出杂心序》之说:“至晋中兴之世,复有尊者达摩多罗,更增三百五十偈,以为十一品,号曰《杂心》(13)。”可能因为《达摩多罗禅经》在庐山译出,并且慧远曾为之作序,让达摩多罗与庐山产生了某种关联,为后世制造达摩多罗到庐山的传说提供了可能。但是可以肯定地指出,在宋代陈舜俞《庐山记》之前,没有任何资料证明达摩多罗曾到过庐山。
再来看佛陀耶舍。此说见于明代桑乔《庐山纪事》,其文云:“初,(王)羲之守九江时,西域僧佛陀耶舍来庐山,羲之雅重其说,因舍宅为寺以居之(14)。”前引《庐山记》曾提到一位“那连耶舍”,《庐山记》卷三收录之《十八高贤传》则有《罽宾佛陀耶舍尊者》,文云:“(佛陀耶舍)晋义熙八年壬子(412)入庐山,为远公预社之客。后辞还本国(15)。”这是佛陀耶舍到庐山的较早记录,并且还有具体的时间。《十八高贤传》在《庐山记》前早已流传,成书时间恐在唐代。不过,传中并未提到他建归宗寺之事。桑乔之说或即糅合陈舜俞《庐山记》的两种说法而成。
佛陀耶舍,见于《高僧传》。传中记其为罽宾国人,著名高僧鸠摩罗什曾随他学习。耶舍后至长安,参与译经,后辞还西域,不知所终,并不言其曾至庐山。众书或云佛陀耶舍咸康年间至庐山,或云义熙年间至庐山。咸康之说绝不可能。盖佛陀耶舍在姚秦宏始十二年,即东晋义熙六年(410)译出《四分律》,此后不久即辞还外国,不知所终,而王羲之守九江在咸康(335~342)年间。咸康之说合于王羲之时代,而不合于佛陀耶舍之时代。若必云佛陀耶舍咸康年间即至庐山,则早于鸠摩罗什六十余年,又于二人师生关系大大不合。
若云佛陀耶舍义熙年间至庐山,虽在时间上没有问题,但仍有疑团不能合理解释。首先是与王羲之时代不合,其次,慧皎《高僧传》记载当时西域僧人颇多,耶舍亦在其中,而不云至庐山。《慧远传》中并云:“(慧远)孜孜为道,务在弘法,每逢西域一宾,辄恳恻谘访。”其中所言至庐山之西域僧人有僧伽提婆、佛驮跋陀罗等等,慧远并和鸠摩罗什书信不断,则鸠摩罗什之师佛陀耶舍至庐山焉有不及之理?又慧皎晚年避难于庐山,佛陀耶舍若至庐山,其《高僧传》当有所记。此均耶舍不曾至庐山之证。佛陀耶舍至庐山之说既不见于《高僧传》,则当发源于《十八高贤传》等书。但陈舜俞已云该书“文字浅近,以事验诸前史,往往乖谬”,“或旧所脱略,今无有可考,亦未如之何”,则《十八高贤传》之孤证,则不足为据。至于明代《神僧传》、清代《庐山志》中的有关说法就更晚了,自然层层因袭,不足为凭。
胡适1928年4月曾游庐山,他对归宗寺、秀峰寺、白鹿洞等都很感兴趣,撰写《庐山游记》,其中对归宗寺做了数千字的考证,洋洋洒洒,其中一个重要的论断就是“佛陀耶舍从不曾到过庐山”。胡适指出佛陀耶舍与庐山产生关系始于八世纪,当时禅宗和尚争法统,于是编造了佛陀耶舍和庐山的故事。胡适进而找出记载佛陀耶舍到庐山的最早记载为《传法记》:“达摩大师谓弟子佛陀耶舍云:‘汝可往震旦国传法眼。’……耶舍奉师付嘱,便附舶来此土。……耶舍向庐山东林寺,其时远大师见耶舍来,遂请问。……后时耶舍无常。达摩大师知弟子无常,遂自泛船渡来此土(16)。”胡适拈出《传法记》为证据,比《十八高贤传》又早出许多,当是找到了佛陀耶舍至庐山的最早根源。其中达摩、耶舍、慧远,人物关系混乱,自是无稽之谈。
民国初年增补之《归宗寺志》有云:“考晋史,佛陀耶舍于安帝义熙十年甲寅(414)始至庐山,羲之守九江在成帝咸康初,归宗寺则咸康六年所造也。前后相去六十余年,当知所请为达摩多罗,而耶舍实金轮开山,继主归宗耳(17)。”此处驳斥佛陀耶舍之说,而仍主《庐山记》之达摩多罗说,又以耶舍开山金轮,继主归宗,亦不足为据也。
第三,亦是最重要的一点,王羲之是否曾舍宅为寺。此点若能证伪,则对前两说可谓釜底抽薪,盖因无论佛陀耶舍也好,达摩多罗也罢,共同点皆是王羲之赠宅为寺,如能证明其伪,则两说不攻自破。
清翁方纲曾考辨说:“《归宗寺志》载右军出守在咸康初,非也。考《晋书》本传:羲之起家秘书郎,征西将军庾亮请为参军,累迁长史。亮临薨,上疏称羲之清贵有鉴裁。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亮卒于咸康六年,则右军刺江州当在咸康六年以后。咸康只有八年,安得所谓咸康初乎?右军刺江州既在咸康六年后,而归宗寺之建乃云在咸康六年,则解郡后乃卜居,卜居后乃舍宅,其事盖有所不合矣(18)。”这是说,王羲之刺史江州在咸康六年之后,而传云归宗寺建在咸康六年,足证说误。
翁方纲之说虽证彼说之非,而其说亦非完全正确,历史事实是,王羲之虽曾刺史江州,但实际并未到任,亦即是说,王羲之或许从未到过庐山。
《晋书·王羲之传》:“(庾)亮临薨,上疏称羲之清贵有鉴裁。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誉,朝庭公卿皆爱其才器,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复授护军将军,又推迁不拜(19)。”后经殷浩之劝,羲之方就护军之位。由此段语气判断,朝廷似授王羲之诸多官职,而羲之多所不就,其中且包括江州刺史。但从履历上来讲,羲之确有一段江州刺史的经历,鲁一同《王羲之年谱》列他任江州刺史为340年至345年,麦华三《王羲之年谱》列为340年至347年。潘德熙《王羲之年表》同麦谱。李长路、王玉池《王羲之王献之年表》系于340年,只未言何时去州。
庾亮咸和九年(334)任江州刺史,咸康六年(340)正月卒。继任者有王允之,《晋书·王允之传》:“咸康中,进号西中郎将,假节。寻迁南中郎将,江州刺史(20)。”后乃自解州,当于咸康八年二月后(一说八月)解任。之后是褚裒于咸康八年十二月任江州刺史,次年十月解任,庾冰继任。庾冰建元二年(344)十一月死,谢尚继任。但谢尚实际并未到任,而是庾翼旋代之,次年七月卒。则王羲之任江州刺史的空档期仅有庾亮之后和王允之之后。王瑞功《王羲之生平事迹考》列为庾亮之后,而定王允之继任江州刺史为咸康七年。王汝涛则考证王羲之任江州刺史的时间应该是王允之后,即咸康八年八月至当年十二月(21)。笔者以为王汝涛先生之考证较为合理。王羲之刺史江州不过四个月,因为新皇帝的岳父褚裒“苦求外出”,不愿在中枢任职,便在这年十二月,被任为建威将军、江州刺史,王羲之成了调和矛盾的过渡人物。在这短短的五个月中,王羲之是不可能到任江州的。
东晋时期,奉佛名士舍宅为寺之事十分常见,如王羲之之侄王珣,何尚之等人皆有此举,王羲之之子王凝之曾为江州刺史,并曾助慧远译经。这些因素大概诱导了王羲之舍宅为寺传说的产生,而实际到过庐山,在九江做过刺史的王凝之则不为普通九江人民所知。庐山山南今日犹存王羲之墨池等遗迹,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九江人民对王羲之有着美好的印象。
不过,似乎还有另一种可能性。王羲之任江州刺史时间虽短,但任江州刺史庾亮幕僚时间不短,有无可能舍宅为寺之事发生在此时?此种可能性亦不大。因为庾亮镇守江州时,驻在武昌。江州治所移驻浔阳(九江)是在庾亮之后。所以,担任庾亮幕僚的王羲之亦只能在武昌。《世说新语》载:
庾太尉(亮)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音调始遒,闻函道中有屐声甚厉,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许人步来,诸贤欲起避之。公徐曰:“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因便据胡床,与诸人咏谑,竟坐,甚得任乐。后王逸少下,与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规尔时风范,不得不小颓。”右军答曰:“唯丘壑独存(22)。”
此亦证明王羲之时在武昌,非在庐山。今九江有庾亮路、庾亮楼等遗迹,亦皆后人所为,非真迹也。
总之,王羲之任江州刺史时间极短,根本未到任,其舍宅为寺之文献晚出,于当时文献无据,当出附会,并不可靠。所以,达摩多罗、佛陀耶舍等僧至止庐山及建归宗寺等事皆为后人虚造,非历史真实。
凌云寺
王羲之舍宅建归宗寺既不可信,彭泽安禅寺等寺资料晚出于明清之后,然则庐山第一座寺庙究竟是那一座?
慧远到达庐山后,先住龙泉,后在师兄慧永帮助下,在西林寺东建立了东林寺。然则西林寺是庐山第一寺吗?可以肯定的是,西林寺早于东林寺和龙泉寺,但据笔者考察,庐山第一寺不是西林寺,而是与西林寺有复杂关系的凌云寺。
安世高是到达庐山的第一僧。其后,庐山又有梵僧修行,目前可考的有竺僧舒与竺昙无兰(23)。与竺僧舒等人同时而稍后,又有僧人竺昙现、惠永师徒居于庐山。一般把这位惠永混同于西林寺慧永。古书上,“慧永”、“惠永”确可相通,但庐山的这两位僧人确实是两位不同的僧人。
陈舜俞《庐山记》略引隋欧阳询撰《西林道场碑》记载:“先有昙现比丘,俗姓竺氏,本伪赵良将,以匡阜灵岩,萃止幽栖。及迁神即化,藉岩早间(24)。”昙现俗姓竺氏,而为赵之良将,应是出生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天竺后人。后赵人民,如石虎所说,“生自边壤”,奉佛之人本多。昙现大概如同后来的昙邕一样,在自己的国家衰亡后,正式入了佛门,隐居在庐山。
陈舜俞所引为略说,而其原文现存,说得明白:“先有昙比丘,俗姓竺氏,本为赵将。知苦器之难安,悟浮生之易尽。以荣利为桎梏,视名闻为羁绊。屏弃喧说,专修冥寂。虚舟触远,津渡罕概。玄风独肩,息心无侣。匡阜北岭,地接层峰。日月之所萦回,云雾之所蒸液。激白水于紫霄,照离晖于石镜。南瞻五岭,北睇九州。贞遁忘归,幽栖是卜。法师秉心萃止,负锡来仪。树宇山间,游情梵表。及迁即化,藉草崖间(25)。”竺昙现经历过人生繁华,乃遁入佛门,所以“贞遁忘归,幽栖是卜”,实际是行头陀之行,是以“及迁即化,藉草崖间”。这说明竺昙现在庐山的修行并无定居之所,过的正是树下荒冢的生活。
竺昙现后得一徒,即慧永,即碑文所说:“有息慈慧永,河内繁氏,高足称首,人师物匠。仪无虚位,理必渊源。服道御身,弘善被物。形性两忘,冤亲等观。故异香入室,猛兽驯阶。绍修主业,安禅结宇(26)。”慧永为竺昙现之徒后,才安禅结宇,建立寺庙,于绍修主业之中又有所变化。
《名僧传抄》亦记载:“惠永,河内人也,出家为竺昙现弟子。现笃志直方,少有清节,长慕肥遁,山栖养志,以晋太和中于浔阳庐山北岭下创立寺庙(27)。”也是说惠永“创立”了寺庙。西林寺碑文则云:“晋光禄卿浔阳陶范,慕彼清声,游兹胜地。崇信正道,拥彗式闾。为出俗之藩篱,为入室之榯欐。兴建佛寺,缔构伽蓝。指景瞻星,鸠徒揆日。薙草开林,增卑架巚。夷峻筑台,疏峦抗殿。长廊绕涧,斜砌环池。冬燠夏凉,经行毕备。命曰西林,是岁,太和之一年(28)。”此据《全唐文》,吴宗慈录文同,而欧阳修《集古录跋尾》、陈舜俞《庐山记》、《永乐大典》引《江州志》皆云二年。若果为太和一年,似当云“太和之元年”,故笔者以“二年”为是。太和二年即公元367年,由此我们可以基本确定,东晋太和年间,庐山的确居住着昙现、慧永两位师徒,时间与竺僧舒同时或略晚,而在惠永时创立了寺庙。
昙现的这位徒弟慧永(惠永),疑点却颇多。
有关慧永,以《高僧传》之说最为流行,其文略云,慧永本与慧远同学于道安,共期结宇罗浮山,远为道安所留,永乃预备先逾五岭。慧永途径庐山,为郡人陶范所留,遂居于此。
道安兴宁三年(365)至襄阳,在此稍前,行至新野,道安分张徒众,正在此时,慧永出走,来至庐山。此依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之说,陈统《慧远大师年谱》则定道安太和二年(367)分张徒众,赶赴襄阳(29)。陈统之说恐误,若道安太和二年此年分张徒众,慧永遽至庐山,陶范即为造寺,于理不合。
不过,即使是兴宁三年亦让人生疑,因为这个时间距太和二年亦不过三年时间。在此三年时间之内,慧永完成从襄阳至浔阳庐山,拜师竺昙现,安禅结宇,并征服陶范,建造伽蓝,实在勉强了些。或许慧永因为早有嘉遁之志,在道安兴宁三年分张徒众之前就离开了教团,亦未可知。
《高僧传》作者慧晈似亦察觉出其中的矛盾,其文乃云:“(慧永)年十二出家,伏事沙门竺昙现为师,后又伏膺道安法师(30)。”此说将慧永师事竺昙现列在道安之前,则竺昙现已非庐山僧。因为很难想象,慧永在庐山出家,又到北方师事道安,后又返回庐山。然则,《高僧传》误矣?慧晈时代早于欧阳询,《高僧传》早于《西林道场碑》,不可贸然生疑。但无论如何,《高僧传》与《西林道场碑》间有比较明显的矛盾。
《名僧传》亦记载慧永之事,其中亦有矛盾。《名僧传》卷二十二为《兼学苦节第一》,其中有《晋浔阳庐山西寺惠(慧)永》,卷二十三为《感通苦节第二》,其中有《晋浔阳庐山陵(凌)云寺释惠(慧)永》。陈士强以为二者当为一人,笔者以为证据不足,因为同样情况的卷二十一《神力》中之“晋南海罗浮山单道开”与“晋南海罗浮山沙门”,陈士强则以为:“或为重出,或指同山的另一沙门(31)。”
《名僧传抄》保留的资料无“庐山西寺惠永”部分,而仅有“凌云寺释惠永”部分。该文云:“惠永,河内人也,出家为竺昙现弟子。现笃志直方,少有清节,长慕肥遁,山栖养志,以晋太和中于浔阳庐山北岭下创立寺庙。永以北岭下尚多喧动,移于南岭之上。筑葺房宇,构起堂殿,与烟霞交接,名曰凌云精舍(32)。”下记惠永精舍禅室内有虎相伴及乌桥遇醉客之事,皆为《高僧传》所继承。
此处先要说明的是西林寺亦称西寺,所以《名僧传》中的“庐山西寺惠永”即“庐山西林寺惠永”,此于文有征。《名僧传》中另有“晋浔阳庐山东寺昙邕”、“晋浔阳庐山东寺昙恒”、“宋浔阳庐山西寺道生”,此三人《名僧传抄》中皆无,但由《高僧传》可知,昙邕是慧远门下高徒,昙恒或即慧远门下道恒,道生则先在东林寺学习,晚年返回庐山。道生晚年所住之寺未明言何寺,只云庐山精舍,今从《名僧传》来看,即西林寺。汤用彤亦以为:“宝唱称道生为庐山西寺释,则生常住之处为西林寺也(33)。”《名僧传抄说处》记载有“庐山西林惠永惠远已后正教陵迟事(34)”,亦是西寺即西林寺的明证。《高僧传》卷八道慧传称其仰慕东林慧远,恨有生之晚,与友人智顺不远千里,来庐山瞻仰慧远遗迹,“憩庐山西寺,涉历三年(35)”住庐山西寺而可以亲近慧远遗迹,正是东西二林简称东西二寺,不分彼此的证明。因此我们可以肯定,《高僧传》是糅合了“庐山西寺惠永”和“凌云寺释惠永”两传,即慧晈认为二传主实即一人,这或许也是陈士强的理由之一。
不过,《名僧传》记载“凌云寺惠永”卒于晋太元五年(380),汤用彤《高僧传》校记云:“何无忌在浔阳时,已是义熙中,《传抄》不载何无忌事。而慧远入庐山在太元四年,永为之立寺,则永不应卒于太元五年。《传抄》似误(36)。”汤用彤同陈士强意见显然一致,认为《名僧传》中的“凌云寺释惠永”即西林寺慧永,虽然他没说明理由。但笔者以为,这个矛盾恰可说明《名僧传》中的两惠永未必即是一人。
我们已可以认定,《高僧传》中的慧永传是集合了《名僧传》中的两慧永传而成,则《高僧传》之慧永传中多于“凌云寺释惠永”传的材料当即是“庐山西寺惠永”传的材料。这包括慧远与慧永同为道安徒弟,共期罗浮,陶范为其造寺,永请为远造东寺,以及集会虎溪,卒于义熙十年等等。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在《名僧传》里,两慧永是独立成立的,“庐山西寺惠永”与慧远为同学,皆师事道安,大约在太和二年先至庐山,陶范为其造寺,后与慧远同止,卒于义熙年间,而“凌云寺释惠永”则是随竺昙现在庐山出家,与道安并无联系。昙现太和中先在山北岭建寺(寺名不详),后惠永于南岭建凌云寺,弃绝人事,卒于晋太元五年。
还应当说明的是,《名僧传抄》记载了凌云精舍的位置在南岭,这是因为昙现最初草创的寺宇位于北岭,尚多喧动。北岭面对浔阳,地近驿道,自然喧杂许多,而南岭面向鄱阳湖,清静许多。而且新来之慧永为道安高徒,遽至即有陶范为其造寺,可见与行头陀之修的昙现、慧永风格大为不同,这大概亦是喧动之一。所以,新建的凌云寺之位置就与新来的慧永西林寺之位置正好相反。所幸,《名僧传》中另有《宋浔阳庐山陵(凌)云寺惠安》传记被《高僧传》保留下来,从《高僧传》卷七《宋庐山凌云寺释慧安》传记,我们可以发现慧安“蔬食精苦,学通经义,兼能善说,又以专戒见称”,和凌云寺慧永确有几分相似,而其“学徒云聚,千里从风”,则颇有与东林寺慧远相抗衡之意味。
凌云精舍所在南岭当指山南位置,庐山山南有凌云峰,两者间或有关系。慧远《游山记》云其“自托此山,二十二(三)载,凡再诣石门,四游南岭(37)”。则南岭离东林寺较远可以肯定,南岭凌云精舍之慧永非西林寺慧永可以断定。
总之,竺昙现徒弟惠永于晋太和中在浔阳庐山北岭下创立寺庙,后以北岭下尚多喧动,不宜修行,乃移往南岭,筑葺房宇,构起堂殿,与烟霞交接,建凌云精舍。惠永在北岭所创寺庙未能留下名字,而他在庐山山南所立凌云寺便成为见于文献的庐山第一寺。
注释:
(1)《高僧传》,第6页。《出三藏记集》略同。
(2)安世高所建东寺,学界亦有不同意见。详见李勤合:《早期庐山佛教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
(3)许怀林:《江西史稿》,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3年,第100页;许怀林:《江西文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65页。
(4)王永平:《汉晋间社会阶层升降与历史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76页。
(5)钱贵成:《江西艺术史》,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第194页。
(6)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5页。但此书仅采用同治《九江府志》的资料,将安禅寺定为东汉末年,置于安世高东寺之后。
(7)九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九江市志》第4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3年,第1136页。
(8)韩溥:《江西佛教史》,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第1页。
(9)张函宇:《有关彭泽安禅寺“江西第一寺”之名的探究》,《民族宗教杂志》2012年第1期。
(10)张弓在《汉唐佛寺文化史》中也表明了对方志的意见,虽倾向于采信,但似乎亦有矛盾心理。参见其《汉唐佛寺文化史》(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7页。
(11)陈舜俞:《庐山记》,《大正藏》第51册,河北省佛教协会影印,2005年,第1032页。
(12)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45页。
(13)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85页。
(14)桑乔:《庐山纪事》,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23页。
(15)陈舜俞:《庐山记》,《大正藏》第51册,河北省佛教协会影印,2005年,第1041页。
(16)《传教大师全集》,转引自胡适:《庐山游记》,《胡适文存三集》,亚东图书馆,1930年,第261页。
(17)释德清纂,周宗建增补:《庐山归宗寺志》,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1996年,第13页。
(18)翁方纲:《墨池记》,《复初斋文集》卷五,《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219页。
(19)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94页。
(20)房玄龄:《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002页。
(21)王汝涛:《王羲之及其家族考论》,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87~92页。刘占召:《王羲之传》(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97~101)亦主此说,并有新的论据补充,可参考。
(22)王汝涛:《王羲之及其家族考论》,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87~92页。刘占召:《王羲之传》(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97~101)亦主此说,并有新的论据补充,可参考。
(23)说详李勤合:《早期庐山佛教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
(24)陈舜俞:《庐山记》,《大正藏》第51册,河北省佛教协会影印,2005年,第1029页。
(25)吴宗慈:《庐山志》,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16页。
(26)吴宗慈:《庐山志》,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16页。
(27)释宝唱撰,宗性抄:《名僧传抄》,《卍续藏经》第13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第22页。
(28)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一四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52页。另见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1658页;吴宗慈:《庐山志》,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16页。
(29)陈统:《慧远大师年谱》,《史学年报》,第2卷3期,1936年11月。又收入张曼涛:《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净土宗史论》,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年,第203~204页。
(30)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32页。
(31)陈士强:《大藏经总目提要:文史藏(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83页。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通史》第1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仍主此说,见该书第600页。
(32)释宝唱撰,宗性抄:《名僧传抄》,《卍续藏经》第13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第22页。
(33)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19页。
(34)释宝唱撰,释宗性抄:《名僧传抄》,《卍续藏经》第13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第28页
(35)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05页。
(36)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33~234页。
(37)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73页。又见《太平御览》卷四十一。
(作者系九江学院庐山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副教授、庐山庆云文化社副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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