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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云文化会] 感悟那一缕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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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8 09:06:3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 来自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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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那一缕白云
☆  孔祥金

华夏五千年文明史,名家辈出,灿若星河。而陶渊明,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形象十分独特。他既不以政显,亦未有功名,虽然也曾做过八十三天县令,但不闻其催科抚字,只是在公田里种了一片用以酿酒的高粱而已。然而,陶渊明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却非常突出,并且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越大。这正如他一生酷爱的酒一样,年代越久,越发清醇酽香。陶渊明,已经超越诗人本身,成了中华文明中的一个特定符号。解读这个符号,足以让人品味一生。
感受陶渊明的家乡气息,缘于人生旅程的一次巧合。
1979年,我未及弱冠,参加工作的第一年就到了处于庐山南麓、鄱阳湖之滨的一处小县城,并从此定居于此以为稻梁谋。暗自庆幸的是,此地虽小,却为“真儒过化”之地,更是陶渊明的故乡。
时光荏苒,在陶渊明的故乡工作、生活了三十余年,使我有机会近距离的感受陶渊明的精神气息;能够在年复一年徜徉于他家乡风物的环境中,面对伟人留下的文化遗存而有所感悟。每次看见上京山(也称玉京山),就想起陶渊明“畴昔家上京,六载去还归”的旧居上京;伫足东皋山(或称东皋岭),诗人“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的洒脱形象如在目前;漫步西畈,“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的诗句情不自禁地回荡在耳边;诗人当年上京故居遭遇火灾之后迁居栗里南村,今日唤作栗里陶村;诗人在村后庐山脚下把酒赏菊、醉卧松云的一块天然巨石——醉石,依然静卧在虎爪崖下的醒泉之侧;还有位于星子、九江两县交界处的陶渊明的墓冢……在陶渊明的故乡,到处都有他的影子,一个称呼,一个地名,一方石刻,一处遗迹,对应着一首诗,一篇文章,一个故事,你会感到陶渊明真实的存在。行走在他曾经盘桓的天地间,你甚至于会感受到他的气息。伟大的灵魂总是赋予曾经孕育它的山川风物以不朽的灵气。在匡山蠡水之间,陶渊明这样一个世界级的文学大师,他的影响如影随形,无处不在。当年伟人毛泽东一踏上庐山就想起了陶渊明:“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七律·登庐山》)
三十年前,星子县谋划成立陶渊明研究会,筹备全国陶渊明学术讨论会,承蒙陶研会长徐新杰先生错爱,居然让我这个刚刚二十出头的所谓文学青年参加了最初的筹备会。虽然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因为自己学识浅薄,未敢涉足陶研园地,但陶渊明就如种在我心田的一片高粱,慢慢地是会漉出酒来的。
我一直对渊明故里上京情有独钟。
如果把庐山比作一位母亲,上京山就是她的一个孩子。处在庐山东面的这座小山,面积不大,也不很高,但出人意料的是这座由坚硬石头垒积的山上,一年四季,永远满目青翠,茂密的松树渲染着令人心醉的郁郁葱葱。汇聚庐山东面几十条山泉的一条小河紧贴着上京山的西面蜿蜒而过,陶渊明的诗作中称为“斜川”。顺斜川南行不足千米,就是鄱阳湖美丽的落星湾。站在斜川西眺,六千米外是李白吟咏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庐山瀑布。
踏上葱翠欲滴的上京山,很容易想起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陶渊明出生于此。我不知道陶渊明出生时有什么不同的征兆,他故居后面的庐山鹤鸣峰上是否有白鹤长鸣,鄱阳湖畔星子县的起蛟塘是否有蛟龙腾空。但伟人与一般的凡夫俗子注定是不一样的。以前我们从唯物论的立场出发总是在批判“天才论”,认为那是唯心主义的观点。其实,从唯物论角度出发,我们更应该承认人与人的个体差异。所谓天才出自勤奋,连一半都没有说对。不具备一定的天赋异禀,任你宵衣旰食,也达不到顶尖的高度。很难想象一个平衡感不好的人,会在奥运会上夺得体操或跳水金牌。正如一位外国学者说的那样:“伏尔加河上有千千万万个码头工人,但只有一个高尔基。”古往今来,在庐山和鄱阳湖之间生活的文化人,绝对不只陶渊明一个,但世界上只有一个陶渊明。陶渊明就是在庐山的怀抱里土生土长的一位令母亲感到无比骄傲的孩子。
这么好的地方不应让它闲置。于是,在2004年申报江西省首批优质高中项目选址时(当时本人任星子中学校长),我一见钟情地选择了此地。向县委、县政府汇报的理由很充分:此地为本县重点发展的新城区,又是陶渊明的故居所在地,作为一个教书育人的场所有如此文化底蕴实属不可多得。申报工作从县到市,最后到省,虽历经周折,但对于选址这一项,不仅毫无异议,且备受赞赏。学校背倚上京山,面对鄱阳湖,坐北朝南。夏季,鄱阳湖上的凉风徐徐吹来,使人想起“有风自南,翼彼新苗”的诗句。在这样的环境中,我想陶渊明的高风亮节,他的精神境界,对子孙后代的人格操守和价值取向的熏陶应该有所裨益。
从二十九岁起,陶渊明每一次离开上京都是为了做官。中国几千年的读书人要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唯一的途径是做官。陶渊明先后做过大小不一的官吏,时长时短。人们求官都要找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做出一种大公无私的面貌,时至今日,此风亦盛。陶渊明很坦诚,既忧道亦忧贫,在谋道的同时公开宣布同样是为了谋食——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归去来兮辞并序》)
这段话何其坦白?!为什么去当官?毫不遮掩,大大方方地告诉你,首先就是为了养家糊口,“皆口腹自役”,附带弄点酒喝。不但告诉你,而且还写成文字。(不幸的是这篇文章竟成了千古佳作,留下确凿证据。)这并不可笑,毕竟解决温饱问题才是生存的基本条件。如果连自家生计都成问题,还去奢谈什么“大济苍生”就显得非常矫情和可笑。
孔子云:“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陶渊明既谋道亦谋食,但却是只忧道而不忧贫的。与很多谋道亦谋食的人相比,陶渊明很另类地始终坚守着“道”,固守着心中的价值标准。一旦谋道与谋食相矛盾,便毫不犹豫地选择谋道。当他面临着“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趋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感士不遇赋并序》)现实状况与自己心中所怀道义格格不入时,只得“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作出无奈的选择,舍弃官位,回家种田。理想与现实总是有一定的距离,甚至会产生矛盾。不是所有豪情满怀的人都能够一帆风顺地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的选择最能反映一个人的品味和人生高度。陶渊明的选择在中国历史上画出了一道亮丽的光谱。所谓“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只是一个表面借口而已。于是,便有了中国古代一位杰出的知识分子的归来。可以说,中国几千年,任何一个文人的辞官归田都没有陶渊明的影响深远。
陶渊明自喻为鸟。首先,他是一只胸怀大志的鸿鹄;其次,他追求一片纯净自由的天空;再次,他将故土作为人生栖息的巢穴;最后,他的归隐是一次纯粹的个人行为。个人的有意识源自集体无意识。在历史长河中,很多杰出人物个人有意识地选择,是因为当时的集体对他个人的疏忽,或者说他个人的人格操守、信仰观念,难以融入当时的集体。他被迫做出选择,他也必须做出选择,否则,他就成不了这个唯一。
陶渊明选择了家乡,选择了自然。他不知道,在他身后千百年来,有那么多的人在精神境界方面选择了他。
这是许许多多精神伟人的相同结局。就像孔老夫子,当年周游列国推销他的政治主张,却落得个“丧家之犬”的谑称。如今不仅中国,就连外邦的知识精英们,都在睁大眼睛,以他们鹰钩鼻的嗅觉,从老夫子的言论中闻出了不同寻常的独特而珍贵的味道——公元一九九八年,全球八十三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云集法国巴黎,发表了《巴黎宣言》,指出:人类要想在未来获得和谐发展,必须向古老的东方文明尤其是儒家思想寻求真理。法国政府更是将孔子的名言“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写进宪法,作为本国执政者所追求的崇高境界。
同样,陶渊明在国外也一样受到青睐。据2012年参加“中国星子陶渊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一位韩国教授介绍,在韩国,无人不知道陶渊明。这位教授的论文题目就是《陶渊明对韩国古典文学之影响》。陶渊明的诗,引起过世界文化巨人俄罗斯的托尔斯泰和法国的罗曼·罗兰的无限“神往”。罗曼罗兰反复赞叹过陶渊明诗文中“和谐的沉思”和“单纯动人的美”,并把这称作是一种“奇迹”。当然,还有我们不怎么喜欢的日本,研究陶渊明历来不乏其人。
这些再一次说明,人类进入到现代社会,需要更高的精神文明。当物质贫乏而精神尚存时,社会将出现一种进取精神;当物质富足而精神流浪时,社会必将产生F·B,出现混乱。物质与精神的相生相克,对立统一,任何历史时期均是如此。在当今社会,我们如果将陶渊明作为一个纯学术问题来研究,就显得十分肤浅、幼稚可笑。任何哲学、社会科学层面的学术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精神层面,是人类对自身灵魂的一次次拷问,对生存意义的不断探寻。撇开了精神,那些所谓的研究、研讨,又有多少意义?
“鸟倦飞而知还”。不幸的是,在当今社会,有几只鸟儿知道回归?
陶渊明常常被人误读,以为他回到家乡是在逃避,就连前些年主政星子的一位官员也曾在大会上公然批评陶渊明缺乏进取精神。然而,如果陶渊明的回归是一种出世哲学,那也不会赢得后来无数的崇拜者。表面上看陶渊明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其实是在追求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寄托。
每个有思想的人都有自己的精神寄托,没有精神寄托的人是谈不上思想的,尽管各种思想有高低雅俗之分。不少从农村走进城市的青年农民工,他奋斗的目标首先是物质财富,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后,他就会谋求更高层次的发展。哪怕是渴望能在城市拥有一套自己的住房,能让自己的家人像城里人一样生活,自己的孩子能在城里上幼儿园,自己的老婆能像城里的女人们一样跳广场舞……等等,他要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赢得城里人一样的尊严。这都是他的精神追求,是他为之奋斗的精神家园,是他的思想。这种追求无可厚非,我要为这些农民兄弟点赞。
但是,精神家园在某种程度上不完全由物质主宰。如果过分追求物质的满足,相反会伤及精神的享受。在物质条件不够充裕的情况下,人一旦活着,也要有他的思想,有精神上的向往和寄托。即便是古代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妇,她也有自己的精神世界。作为儿媳妇,她要尽孝道,侍奉公婆,给老人家养老送终;作为妻子,她要操持家务,让丈夫安心劳作,养家糊口;作为母亲,她要尽心哺育儿女,传宗接代。所有这些,就是支撑她能够承受艰辛和苦难的精神支柱。虽然这种精神她们本身浑然不觉,但却是几千年来中国古代社会代代传承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她们从小在这种环境中长大,耳濡目染,当然还有母亲的教诲,公婆的管束,丈夫的调教,邻里的议论等等……使她们在自觉不自觉中向这种精神境界靠拢。否则,陶渊明的妻子也不能让丈夫由着性子胡来。比如好不容易谋到一个彭泽县令,却将公田用来种植酿酒的作物。由此可见,从一开始,陶渊明在县官任上种秫时,其实是种下了精神家园的种子。当他感到自己的灵魂受到挤压,精神受到限制的时候,辞职归田便是唯一的选择。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陶渊明最终选择了精神。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归去来兮辞》)
回去吧!家里田园都快荒芜了,为何不回去?既然自己的心灵让外在东西所束缚,你还有什么惆怅,有什么失落和不满?一句话,所有的烦恼全部源自自己的欲望。八十三天,公田里种下的那一片高梁尚未收获,对于一生嗜酒的陶渊明来讲,损失了不少酿酒的原料,但毫不可惜,他最终收获了令后世神往的精神家园。
有智者言,人生应该诗意地栖居。陶渊明移居南村,显然是有意而为之。
距上京故居十余公里处的庐山温泉旁边,有陶渊明另一处故居——南村。
陶渊明搬家源于上京故居不幸失火,房屋全毁,一家人只能暂且栖息在门前的小船上。这条曾承载陶渊明辞官归田的小船,在他人生的另一个转弯处又一次承载了陶渊明的思考和抉择。漂荡从来就不是陶渊明的人生方式,他要选择一处理想的田园,于是,他看中了南村。在陶渊明的家乡庐山东南一带,处处是风景,随便往哪儿一站,都置身于画山秀水之间,他为何偏偏喜欢南村?“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中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其一》)原来选址不是为了风水,而是为了选人。择邻而居,这又一次与儒家先圣所倡导的人生境界高度一致。
陶渊明的诗句大多很直白,但读者千万不要忽略了这直白后面的深邃。为什么后来有那么多的文学大家推崇陶渊明,因为他的诗句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使你想模仿都是徒劳。白居易用了几十年的功夫效仿陶渊明,除了留下了八十三首效陶诗外,与陶渊明没有任何瓜葛。
“中多素心人”,一个“多”字,看似不经意,而其中所含的意味让人琢磨。陶渊明向往已久的南村,并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但其间有很多素心人就已经难能可贵了。这句诗对应着他所处的那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时代风气,我们会恍然大悟,理解“中多素心人”的南村为什么会成为他神往多年的伊甸园。对于身处的社会环境的失望与批判,一个“多”字,尽在其中矣。阅读陶渊明的诗文,要处处留意,悠然心会的思想感情和价值评判往往就藏在不经意间。
南村让我心驰神往的还有一个境界——“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这是人与人之间真正的和谐相处,是有着某种人生契合的坦诚相见。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在今日真不多见。我们不是出于客套的互相吹捧就是出于嫉妒而默不作声,或影射攻击。宁静淡泊,胸怀坦荡,志趣相投,心灵相通,一切均在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中进行,这就是世外桃源的人际关系吗?
1984年,时逢建国三十五周年大庆。江西日报辟出专版,刊发各地的文章。县委宣传部指令文化馆负责组稿,分派给我的任务是写一篇有关陶渊明故里的散文。8月15日,冒着霏霏细雨专程从县城坐班车到温泉,我第一次实地考察了陶渊明当年的南村和村北不远处庐山虎爪崖下的渊明醉石。南村现在称作栗里陶村,从醉石上方濯缨池里流淌而下的醒泉,经过一片不宽的农田,穿村而过。村头几棵巨大的香樟树下有青石板铺成的古朴小桥头,一块石碑上刻着“柴桑桥”三个大字。这是陶渊明在星子的第二故居,居住的时间不长,但留下了著名的遗迹,因而比他的上京故居反而名声更大。村子不大,二十几户人家,皆为陶姓,他们搬出宗谱以证明自己就是陶渊明的后裔。而虎爪崖下的渊明醉石就蕴含着太多耐人寻味的文化内涵,让我思考了几十年,至今仍觉得意犹未尽。当时,为了交差,发表了一篇散文《渊明故里行》。几年后,有一天我突然心血来潮,一篇名为《面对醉石》的散文一挥而就。十几年后我才得知这篇短文居然被外地一本专集选载。可见对陶渊明思考和领悟的大有人在。
幼时懵懂,读《增广贤文》,有两句印象极深——“流水下滩非有意,白云出岫本无心。”其中蕴含的人生哲理及对沧桑世事的超脱和无奈,似懂非懂。在随后的岁月里,我逐渐明白,领悟陶渊明,只要读懂这两句:“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归去来兮辞》)
陶渊明就像庐山上的白云,它藏在自然之中,遇到合适的气候,就很自然地涌现出来。它很安静,也很本色,无论是蕴藏山间还是飘浮于人们的眼前,你很难把握它的存在。在浑然不觉中,它无声无息地完成了整个过程。因此,了解陶渊明,可以花功夫;领悟陶渊明,还得靠修炼。你的人生境界与他有契合之处,你就会理解了。倘若一个长年累月养尊处优端坐书斋的人说他悟透陶渊明的境界,我认为那只是欣赏。
陶渊明的斜川,是我心中的一块圣地。在这里,陶渊明写下了中国古代第一首田园诗——《游斜川》。
每年的春末到秋初,从上京一直沿着斜川走到鄱阳湖边,金黄色的金光菊像是满天繁星,沿途开得洋洋洒洒。1986年,星子县以过人的见识,举办了一次高规格的陶渊明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教授们(那时候副教授都很稀罕,非今日教授可比),乘船从“洋洋平津”的鄱阳湖落星湾西进,停泊在东皋岭下。当来自天南地北的先生们站在大醉石上,看见铺满斜川的金光菊,不禁连声惊呼,纷纷拍照留念。尽管当时只有黑白胶卷,但金光菊那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蓬勃热烈的色彩却永远印在专家学者们的心中。
几十年来,每到金光菊开满斜川的时候,我记不清多少次目睹过她的芳姿。二十多年前,我和妻子带着女儿去采过;今年,我又带着蹒跚学步的外孙去摘过。我总是想当然地认为,陶渊明当年所爱的菊花,一定是如同金光菊一样的意趣天然。金光菊仿佛是陶渊明的灵魂,在故乡的土地上自由地生长,尽情地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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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栗里醉石

十几年前,我家乔迁新居,距斜川不过几百米。几年之后的一个晚上,我在书房提笔写下文章的题目《家住斜川》,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后面的文字像是被孙悟空施了定身术,一个也动弹不了,纸上一片空白,脑子也一片空白。我究竟要表达什么呢?下笔之前好像有千言万语,此时却不知从何说起。这是我从事业余写作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事情。我只好搁笔。过了一段时日,我明白了,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对陶渊明过于崇敬,另一方面是由于自己想说的太多反而不知从何说起。既然如此,那就不写了罢。
今天,当我再次拿起笔来写陶渊明的时候,依然是想说的太多。不过,又经过了十几年的岁月风霜,如今笔下的文字像是顽皮的孩童,很不听使唤。他们像是发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舞台,急于表现一番,争先恐后地从我的笔下蹦出,让我难以自持。
无论是坐在四楼的办公室还是自家五层楼上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推窗远眺,就可以望见陶渊明《游斜川》一诗中所描写的地方。当年的东皋(也称大醉石),已建了一座“斜川公园”。去年初秋,公园建设接近尾声,有关部门和领导请了本县几位文化人去实地参观、座谈,商量如何给公园的门楼、亭阁取名字、挂对联、镌刻文字等。我当时建议,将大醉石上古人刻下的“日影斜川”四个字用一定的办法予以保护。这四个字历经风雨侵蚀已模糊不清,却是印证陶渊明故乡的弥足珍贵的文化遗迹。建议当即被采纳,“日影斜川”题刻随后用有机玻璃制成的罩子保护起来。然而,仅过了两个月,当我兴致勃勃地带着一家老小前去游览时,却见一地玻璃碎片。破坏,已成了这一代人的通病,不仅仅是无良少年对公共设施的野蛮打砸。对传统文化的破坏,近二十年来的“丰功伟绩”已经远远越过了“文革”,是足以睥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
然而,有形的存在可以破坏甚至毁灭,无形的精神和思想永远无法消除。正如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曾经有过多次对孔夫子的发难,不管当时出于什么目的,但当尘埃落定,孔夫子还是稳稳地坐在民族核心文化的宝座上微笑,接受无数后来者的顶礼膜拜。同样,陶渊明的精神境界在今天不仅没有过时,相反,对照当下,更显现出其精神的可贵和当代人的庸俗与浅薄。
而利用陶渊明混迹江湖的大有人在。对于陶渊明这一中国特定文化符号的解读,古往今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时至今日,许多陶渊明研究会如雨后春笋,遍布各地。更有伪学术泛滥,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拾人牙慧,东拼西凑著文章,洋洋万言却无一己之见;故弄玄虚,东奔西走作演讲,学术研究弄得云遮雾罩。对于陶渊明本身,真不知是应该感到高兴还是觉得悲哀?如此说来,对当今一些所谓陶研专家,似有不恭,但他们确实怎么也无法让人肃然起敬。在近三十年间,有日本的学者来过星子,考察陶迹,与本地学者交流;有韩国的学者来过星子,数日盘桓不忍去,更在一个月明星稀之夜,自备美酒,邀请本地陶研专家徐新杰先生一道,徒步登上东皋(大醉石),在当年陶渊明醉酒酣睡的人形石痕上,饮酒赏月,沐浴从鄱阳湖上吹来的清风,追思古人的思想境界。遗憾的是,本国的学者专家们,有几个人到陶渊明的家乡实地考察过?他们津津有味、不厌其烦地纠缠陶渊明究竟是何方人氏这样一个无聊的话题,到了甲地便说是甲地,到了乙地便说是乙地,可偏偏到了陶渊明的家乡,却恬不知耻地说,关于陶渊明的家乡是不是星子不好说,因为一旦界定,那么,今后别地的陶渊明研究也就没有什么兴趣了,也不会让我们陶研会去讨论了。真是不打自招,原来所谓陶渊明故里之争,只不过是这些专家学者们用来哗众取宠的工具,是他们用来谋取名利的手段。这也明白无误的告诉人们,这些“砖家”们,除了玩弄学术手段,浪费纳税人的血汗外,思想之肤浅,精神之狭隘,人生境界之龌龊,是完全可以用阮步兵的眼光来对待的。
陶渊明是永恒的,他是我们的共同财富。他不仅属于历史,也属于未来。
“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返。”放眼中华大地,雾霾重重,沙尘蔽日,何时能够生出那一缕纯净的白云?何处是倦飞鸟儿栖息的家园……
(作者系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庐山山南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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