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二班”记事3

南山雅人 · 发表于 2011-4-2 15: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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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地说，小学期间，我只在老二班呆了一个学年，来不及做什么坏事，好像也没什么糗事，挺快乐、幸福的时光，呼啦啦就过去了。

记忆中的糗事、坏事，都是初中之后才有的。

最早的一次难堪，是上学的途中遇到了母亲的一位同事，在去北门巷上坡的地方碰到的。母亲在家提到这位同事的时候，总是唤作老马，而我，自然不能这么称呼，该叫马叔叔的。可能当时在想别的什么心思，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刚拐弯猛的一照面，冲口而出就叫他老马。心里那个臊的，真是无地自容，延续到今天，这还是我第一次披露这个秘密。马叔叔当时也一愣，只是我跑得飞快，不曾也不敢回过头看他有什么反应。

开头说这事，是为了让大家了解我的心理素质，由此观之，本人不具备带头做坏事的胆魄和气质。再说了，当年不曾做过什么恶贯满盈的坏事，少少的一点坏事现在也多作为饭后谈资，一笑而过，而今也不存在要推卸什么责任。其实从内心来讲，我还是佩服那些敢于做点坏事的人的。

记得刚到初中报到的那天，一伙男生坐在教室旁边的水泥护墙上，对自己的未来做了一番不着边际的畅想。那时候也没什么升学目标，更谈不上人生理想，就是大家坐在一起貌似长大了的东拉西扯。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中，都有些无措，不过还是原来的一个班完整的在一起，才使大家的心稍稍安定。

转眼就是开学，我们见到了新的班主任。和小学班主任一样，新的班主任也是一位女老师。小学班主任我们犯错误的时候也很严厉，也会有出乎我们意料的惩罚手段，我们当时已经觉得很惨了。初中班主任不久就让我们见识到什么叫山外有山！

班主任的手段我就不展开了，并不是为尊者讳，只是现在想来，老师的用心和作为，也是为了我们的好，不过因为她的急切和我们的懵懂，针尖麦芒的冲突了！

小学的时候，课间我们玩得也疯，但活动范围小，铃声一响，都能在老师进教室之前气喘吁吁落座。中学校园大了很多，我们的心也野了很多。课间的十分钟后，我们会跑到坡下，看看5、6、7班的兄弟们（不看姐妹），更会跑到操场边看看鄱阳湖趸船今天下客的是“东方红几号”。这样的话，等听到铃声跑回教室，班主任已经满脸怒气堵在门口了。我社会人生的第一次罚站就发生在这期间。

我不记得是不是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只是觉得班主任对我们几个经常在一起玩耍的伙伴的态度越来越严厉，大凡讲到班上丑恶现象的时候都要以我们为例。我觉得自己在经历人生的一个灰暗时期。

当然，班主任批评我们的时候多是以小集团为目标，于是那几位群众领袖自然成了出头的椽子，所以，要发泄心中怨恨的时候，创意也来自他们。

一天放学，领袖跟我们几个说等下一起走，我们深信不移地跟着领袖，拖在放学的大部队后面。走到搬运公司门口，领袖停住脚步，说就在这等。我们迫不及待想知道干啥，领袖毕竟是领袖，神闲气定地摆摆手，莫吵莫吵，等一下就知道了。他顺着街道张望了好一阵，然后对我们说，等会我做什么你们要跟着做，谁不做就是×崽子！

不大一会，两个小学生走到跟前，这不是班主任的一双儿女吗？我们几个喽啰大概明白了领袖的用意。班主任的女儿大些，看到我们几个不怀好意的往前面一堵，本能地把弟弟护在身后，几十年之后想到这一幕我心里都为之一动。领袖才不管这些，一把将姐姐拉开，对着弟弟就是一耳光吼道：“叫我爸爸，不叫就打死你！”弟弟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姐姐一个劲在旁边阻拦不要叫不要叫，可弟弟还是经不住我们气势汹汹的威胁，终于叫了。领袖指挥我们：“都过来，一个一个的叫。”我们早已忘记了开始的一点点惶恐，内心充斥着报仇的快感，如法炮制。

过了几日，风平浪静，班主任对我们依然如故，没有改善，也没有变本加厉。

又一天放学，领袖再次召集几个喽啰，晚上出来玩下。吃完饭丢下碗，我们就聚到了一块，领袖又把我们往学校方向领。

那时候，大部分同学都经过紫阳堤从大门进到学校。但是，从砂石公司转弯到生资公司，那后面有一个坡，已经被爬出了一条路，从这里进出学校可以近很多。从坡下上来，就是老师宿舍的两栋平房，班主任住的是背朝大路的这栋。

趁着夜色，领袖把我们带到坡下路口，压低声音交代了任务：“今天，我们砸×老师家的玻璃！”我们一个个吓得发抖，却装得大义凛然，明知山有虎偏要上坡去，领袖看了很满意，然后具体进行了布置。他和一个臂力好的喽啰去扔石头，我负责望风。

为什么我们对领袖死心塌地，就是因为他有勇有谋，敢于冲在前台，敢于承担责任。可惜领袖此时的社会活动太多耽误了学习，后来没能进一步深造，否则定是社会栋梁，比现在那些趋炎附势、唯唯诺诺只知道抱住自己官帽子的阴阳党们强千百倍。

七十年代，老百姓家里不要说电视，就连一个白炽灯的用电也不能正常保证，所以到了8点半钟各家各户纷纷上床睡觉。领袖看看四周没了动静，先朝我做了一个手势，我也望了望，然后晃晃手告诉他坡底下没人、路上也没人过来。他俩悄悄走到后一栋宿舍墙角，把手里的砖块狠命砸出去，只听“哗啦”几响，随后是玻璃、瓦片破碎的声音，有人大喊大叫起来。领袖一闪身，已经跑在我的前头，看我还愣着，就回过头喊：“还不快跑，想死啊！”我们连滚带爬下坡，各自回家。回到家已经很晚了，父母问丢下饭碗就跑去了哪里，慌慌张张找个理由搪塞过去，晚上躺到床上还感觉两腿打颤。

随后几天，我们再不敢爬坡，都从大门进学校，要不走东门涧到石粉厂再到学校那条路，战战兢兢等候着班主任的暴风骤雨。但再次出乎我们意料，依然风平浪静。我们纳闷：“难道砸错了？”只是这次受的惊吓得太厉害，谁也不提再次行动之事，包括领袖本人。

后来，也不记得什么时候什么缘故，班主任换人了。虽然和后任班主任的磨合仍然不是太理想，但我们度过了中学时代最难熬的日子。

还不及总结人生的时候，领袖和我们都恍忽忽各奔东西，再没机会聚在一起来对当年的所作所为进行评判。

待到自己做了教师，我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是，一定要首先做到人格上的师生平等。因为自己刚刚开始成年的这一幕，投给心灵的阴影太浓了，以至于纠正自己对很多人情世故的不当评判时花了太多的时间，使我和我的伙伴们迈向社会的初始几步，过于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