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建闸争议中那位神奇的庐山籍副省长

奈奈 · 发表于 2021-1-21 11: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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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伊蔓
《长江法》发布后，鄱阳湖上将建未建的那个闸又引来了环保圈沸腾的热议，相关文章、研讨会、讲座密集推出。我原本觉得这都是预料之中的事，有争议才有监督，有挑刺才能有改善，有辩论才能长知识，搞环保的和搞水利工程的，民间的和政府的才各自都能获得成长。除此之外，就是默默坐等即将公示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环评报告。

直到前几天看到绿发会公号发的一篇文章，把江西省原副省长胡振鹏推出来，质疑和批判了一番，我才顿时有了点写作冲动，想要就我了解的这位神奇的老头，我所了解的鄱阳湖工程，以及我所了解的长江流域困境写点什么。

我是新闻专业的本硕，环保专业的PhD，做了八九年的调查记者，写了很多环境类的深度报道，做了一些水环境管理相关的课题，参与了一些国家环保标准的编制。自认为无论业内业外，体制内体制外，都算阅人无数了——我公开讨伐过无原则为领导决策站台的“砖家”；当众怼问过财大气粗的“漂绿”老板；面对面挑战过好几个不干好事的院士（包括一些已经被抓被判刑的）；也激怒过轻易能让我所在的单位人仰马翻的领导。几个回合的交手，我就基本知道对方都是些什么人了。

不过，这位前副省长，让我有点难以给他归类，他是如此的非典型，远不是我所认识的那一类“学者型官员”，也不是简单的“学而优则仕。”我甚至很羡慕他，与其说高校的行政职务是他晋升仕途的阶梯，不如说仕途的阶梯为他提供了高校难以提供的巨大而综合的科研平台，赋予他开阔的视野，便利的资源，让他一辈子能将一个研究做到极致。
这个研究，就是系统的鄱阳湖的研究。他对数字极度敏感，记忆力超人，水生生物、候鸟、水文、水污染的结构分布和数据，以及动态的变化，他几乎随时都能如数家珍，他手机里装着与水文监测部门联网的app，通讯录里有一群愿为他提供一手信息的学生和原下属，他脑子里不仅刻有清晰的整体图景，更装满了复杂的演算。

不客气的说，在他的反对者中，还没有势均力敌的对话者。
不管他是个“好人”还是“坏人”，无论他是“建设者”还是“毁灭者”，都绝对是一个需要实力才能与之PK的对象。
在读博士期间，我有好几次在微信上跟他讨论问题，讨论着讨论着，最后都是他在给我下“指导棋”（他本人也是亲手带出了不少博士的博导，不是挂名那种），画风大概是这样的：

我读博士一年级下学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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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70多岁的老头手机上偶尔打的不影响理解的错别字）
我的通讯录里面做过官员或者还在任上的人很多，能聊技术问题的也不少，但是像他这样自己一头扎进具体问题研究里的人还真是罕见。

初见胡振鹏，是在2016年的全国“两会”，那时候我还是国内某大报的记者。3月8号那天，我到北京金台饭店去旁听了江西团的小会，金台饭店是江西省代表委员的驻地，胡振鹏当时已经不是副省长，也已经从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任上退下来了，但依旧还是人大代表。因为行政级别的原因，还坐在领导席。会议的内容是代表委员们各自发言谈想法提建议，我记得有三个代表发言的时候都提到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问题。作为鄱阳湖流域面积占掉全省面积94%，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小透明”省份，我对他们讨论预设的关注点也就是长江保护和生态补偿之类的了。

胡振鹏坐在领导席的最边上，全程没有发言，低头看材料，也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快散会的时候，我正在想着我去抓谁聊聊比较好，坐在我旁边的中科院的王毅老师建议，可以去找胡振鹏聊聊，说他对环保和水利都很熟悉。

在王毅的介绍下，胡振鹏很爽快的接受了我的采访，他把我带到会议室楼上他的房间，一进门就跟我说他在起草关于改革农村污水治理的建议，他认为类似江西省这样地理气候条件和城乡格局的地方不适合大面积的搞污水处理厂并且强行纳管，应该推广分散式的小型的污水处理设施，相应的标准、考核、管理也都应该有所调整。我当时第一反应是警惕——这该不会又是一个为某些企业站台来两会市场上卖广告的代表吧？

在接下来的四个小时中，我逐渐打消了猜疑并逐渐转为欣喜，因为我似乎挖到了一个装满“料”的金矿。胡振鹏对我反而丝毫没有警惕和猜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坦坦荡荡的有什么说什么，甚至没有一般官员面对记者时的那种基本的自我保护意识。比如我们说起某位还并没有落马的部长，他直言不讳的说他就是个官僚、老油条，尸位素餐祸国殃民，“应该查他！”

我当时在想，你也不怕万一我就是这个部长派来的……不过他运气很好，我也跟他一样讨厌那位部长，所以也就跟他一起爽朗的骂。

他是水利专业出身，在江西省星子县当知青的时候，就是鄱阳湖上的农民水利技术员，虽然野路子，但贵在实践出真知，获得了宝贵的一手经验。恢复高考第二年，他考上了江西工学院，学水利水电建筑工程。紧接着到天津大学读水工结构专业的硕士，紧接着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攻读水利与水资源专业博士学位。博士一毕业，他就回到江西工学院当讲师，五年之后就凭着丰硕的成果被南昌大学聘为教授。然后一步步做了博导，研究生院院长、副校长……

他的整个学术生命都是跟鄱阳湖绑在一起，直到从政都是。他分管水利，分管教育，换了个平台，也换了个角度去研究和解决他关心的那些问题。他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政客，他的自我定位一直都是一个学者。他当了十年副省长，这中间他也认为自己尽到了责任，既不是挂名的学者，也不是挂名的官员。比如说他认为江西省的孩子很吃亏，全省没有一个985，清华北大的招生名额又少，他就想法设法去搞公关，说服那些学校增加了在江西省的招生名额，说服教育部扶持江西省的高校，为南昌大学等学校争取到各种资源。

当然这些事我是后来才知道的，通过其他的信源，我还知道了他其他的一些故事。比如说他曾经当着原水专项技术总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科院院长孟伟的面，直斥他们是“有钱买棺材，没钱买药”，宁愿砸很多钱搞无效的修复，不愿做成本更小的保护工作。当然后来大家都知道了，以这样的思路“做科研”自然是有原因的，耿直的学者想不通是很正常。有人说胡振鹏如果不当副省长，应该会成为工程院院士，他自己也信以为真，我含笑不语——

这些年，院士的江湖多复杂，你们学者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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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典型的碟形湖，图片来自网络。“碟形湖”也是胡振鹏提出来的概念，并发表了多篇论文。）

那一年两会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到江西对鄱阳湖的环境问题展开实地调查，在湖区呆了差不多一个多月。这期间看了李文华老院士给我的鄱阳湖水利枢纽方案林业生态部分的评估报告。在这之前，我还看了陈国阶老师给我的三峡工程的环评报告全本，拿了已故的翁立达老师复印给我的一堆环评验收的研究资料。这些材料带给我的五味杂陈需要慢慢消化，时年84岁的李文华老先生虽然不吝指导，但也给我泼了一盆冷水，说我想要系统性的搞清楚鄱阳湖整个生态系统及其人工干预的成本效益的问题是个艰巨的任务，是一个短短四年的博士论文课题都不足以承载的。

是啊，胡振鹏用了一辈子的时间都还没做完的事，我想随随便便几个月搞出个惊世骇俗的成果来骗人？那我跟孟伟那种欺世盗名的院士有什么区别？

但我还是想搞清楚鄱阳湖目前面临的危机到底是什么，层次结构是怎样，对应有哪些保护措施或者说补救措施可以放到桌面上来讨论，鄱阳湖水利枢纽的设计究竟怎样，现在的方案是如何拿出来的，利弊要点都在哪里？

我再次见到了胡振鹏，因为第一次聊得还比较开心，更重要的是我作为一个青年学者（对他而言还算青年）对鄱阳湖很关心，他几乎倾其所能的为我提供了各种便利，包括帮我联系我想找的鄱建办、水利局、自然保护区等等单位的人，请他们为我提供我想要的资料，还花了几天时间亲自带我去鄱阳湖保护区一些重要的点实地观察。

在考察途中，他告诉我很多事，包括最初的鄱阳湖水利枢纽方案是建设大坝，他表示坚决的反对，而现在的水闸方案是他建议的，包括“调枯不调洪”的运行原则，实际上就是在雨季末期改变湖水下泄的时间（而不是水的流量），对抗三峡汛末蓄水对鄱阳湖的“拉空”效应，不改变江湖的自然联通，也不搞任何“利用”，不能趁机发电（不然可能后面运行过程中不能排除发电利益的干扰），完全就是一个保护工程而不是一个开发利用工程。他表示非常清楚鄱阳湖作为长江最大的一片湿地，最重要的一颗“肾脏”，与长江唇齿相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有可能“个人自扫门前雪”，更不能短视的在水量问题上损人利己。
他跟我说，鄱阳湖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候，再不好好保护真的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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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上的采砂船，图片来自网络）

当然，用工程手段弥补“拉空”效应仅仅是其中一个方面，可能解决的仅仅是枯水季节水位下降太快太厉害的问题。酷渔滥捕，非法挖沙，水污染，每一个问题都很紧迫，任何一项不能有效控制都一样能够导致鄱阳湖的死亡。即便是按照理想的方案建好了闸，严格规范的管理也一点不能缺位，配合系统性的全面的保护升级，才有可能制止鄱阳湖的生态环境滑向深渊。胡振鹏跟我说，“力主建闸还是有风险的，因为就算是建了，后面一系列管理跟不上，鄱阳湖还是得毁了，那最后这笔帐都会算到闸的头上，有朝一日老百姓会把我们的坟都给挖掉……”
说实话，按照我以往的工作经验和调查结果，我对近年来长江流域兴建的或者写入长流规计划要建的这些水利工程都是持批判态度的，此前发表的相关调查无一例外都是“负面”报道。我认为从整个水利工作思路上说就有误区，他们总是喜欢搞大项目、大工程来解决问题（这样也能诞生大院士），再加上水电的利益加成，生态环保什么的，那都是可以牺牲的细枝末节了。

但是我对胡振鹏提出概念并积极推进的这一版鄱阳湖水利枢纽方案保持审慎的正面态度，审慎的原因在于不确定他精心的设计落实到现实中有多少可控和不可控因素。

“为什么现代人搞的水利工程都是那么的傻大笨粗呢？一点智慧含量都没有，就是靠蛮力去强行征服大江大河。”某天，在鄱阳湖的一片湿地边，我对时任江西省水利厅副厅长、鄱建办主任朱来友说：“还不如2000多年前的古人，你看我们的都江堰，多有巧思，也没有破坏自然生态。”

朱来友是一直以来对胡振鹏非常敬重的水利人，即便胡振鹏已经没有任何行政职务在身了，他也毕恭毕敬的拿他当自己的老师，随时向他请教问题，车前马后的陪他去跑现场，做调研。他跟我并肩站在湖边，很认真的对我说：“我真的觉得，我们是想要把这个水利枢纽建成一个现代的都江堰……”
我转头看向他的眼睛，觉得他其实也并没有必要忽悠我，他应该会真心这么期望吧。我建议他加强跟社会大众及NGO组织的交流沟通，即便反对者表现得很不专业也要保持耐心，不要觉得别人就是在找事。如果很多大事在专业领域能够按照保持初心的专业人士的判断来一步一步操作进行，那结果大概是差不到哪儿去的。而足够的公开透明，多方的博弈监督，在这个过程中则是非常必要的，尤其当一个项目涉及到很多利益相关方，同时又有极高的社会关注度和政治敏感度时，保持公开透明，坦然接受任何挑刺，也是让专业人士的专业判断能够始终主导事情走向的一条保险绳。

2018年，我再次到南昌，目的是要做污水处理厂排污许证可相关标准制订的调研。南昌是一个特别典型的降雨量大、管网问题复杂、污水厂进水浓度低的城市。胡振鹏再次联系他在水务系统的学生，帮我找了相关研究机构和主管部门配合我的调研。他们带我去了好几家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污水处理厂（同时南昌市环保局也配合联系了一些），还带我考察了一些重要的排水灌渠和泵站，给我详细讲解了这座城市的水务历史和需要努力的难题。这一次，胡振鹏因为生病住院没有跟我见面，但仍然在病床上跟我发信息讨论了一些问题。他此前一直对总磷的数据没有纳入环统公报颇有微词，认为这是对鄱阳湖水质威胁最大的首要污染物，但是环保的数据和考核主要就盯着COD和氨氮。后来张波任水司司长之后，第一次开发布会就宣布氮、磷污染已经成为长江污染的主要矛盾，他批判性的认可了张波的观点，还是觉得是“他们环保”反应慢了，而且依然重视得不够。他对张波提到的富营养化污染物质来源的结构持保留态度，并且援引2012年起他参与搞的第二次鄱阳湖科考结果说，“我还是认为农业生产的面源污染不是最重要的来源，生活污水的比重最大，养殖污染第二，水土流失第三，农业生产第四。”从管理上他也认为这种对应关系很明显——污水治理一放松，入湖断面总磷就反弹，监管一加强，效果就立竿见影。

也是因此，他对我跟他描述的污水处理厂排污许可管理改革充满兴趣，并且建议强化对氮磷的监测（这本身也跟环境部管理思路的转向暗合）。后来标准起草和完善的过程中，我也代表编制组请他到北京，以水利专家及流域专家的身份参与了一次专家评审。在专家的身份一栏，我隐去了他有过的所有的高级官员头衔，就选择性的写了一个“南昌大学博导、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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